1939年 - 1989年

天各一方

Polish History Museum

“天各一方”项目旨在记录 20 世纪波兰人民最痛苦的经历之一,即在 1939 年到 1989 年期间,由于战争导致波兰人民背井离乡或被驱逐出境、政治监禁以及在共产主义时期由于政治或经济等原因移居西方国家而造成的家庭分离。

因此我们想要将失散的家庭的记忆保留下来,将国内的波兰人历史与移居外国的波兰人历史 联系起来,也让年轻人对自己亲朋好友的过去更加感兴趣。

每一段叙述和故事都弥足珍贵,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故事都各不相同。所有的故事都应该被记录下来,因为它们见证了 20 世纪波兰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浩繁经历以及生活的错综复杂。

艾米科瓦斯基 (Imiłkowski) 家族与居住在第三帝国兼并地区的波兰人遭受了相同的命运:大规模死刑处决、驱逐、集中营监禁以及强制劳动。艾米科瓦斯基家族的经历首先是一部关于被暴力和死亡威胁的无助儿童的血泪史,同时也是一部关于无法保护自己孩子远离邪恶与折磨的父母的心酸史。

玛丽亚 (Maria) 是伊雷娜 (Irena) 和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 (Zygmunt Imiłkowski) 夫妇的长女,她与父母还有兄弟姐妹们(海莉娜 (Halina)、佐非亚 (Zofia) 以及兹比格纽 (Zbigniew))住在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 的一个小村庄伯勒瓦诺 (Plewno)。她外祖父母住在附近。1939 年 9 月,她爸爸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离家参军,在格罗德诺 (Grodno) 的第 29 轻炮兵团服役。从那回家要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

伊雷娜和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夫妇,1937 年
玛丽亚·布莱洛瓦斯卡(娘家姓艾米科瓦斯卡)的回忆,2009 年
伯勒瓦诺 (Plewno) 被并入德意志帝国的西普鲁士区的格但斯克 (Gdańsk)。之后,一个德国人侵占艾米科瓦斯基家的农场,只留原来住所的一个房间给他们居住。
玛丽亚的外祖父列昂·科瓦斯基 (Leon Kowalski) 是波兰西部联盟的著名积极分子,在一战期间参加波兰军团。与波兰的其他许多精英代表一样他也被逮捕,并于 1939 年秋季被行刑队杀害,葬于上格鲁帕 (Górna Grupa)(格鲁琼兹 (Grudziądz) 附近)。

纳粹分子将波兰人和其他的斯拉夫人视作低等种族, 计划将其变成奴隶。他们关闭了所有的 中学以及高等教育及文化机构。 波兰精英分子或被杀害,或被送往集中营。

列昂·科瓦斯基获得 军人十字(波兰退伍军人协会会员勋章) 的证书,1927 年

1941 年 12 月,艾米科瓦斯基一家被驱逐到位于珀图莱斯 (Potulice) 的集中营,那里条件极端恶劣,营中同囚者遭受着饥饿、疾病和寒冷的折磨。但更糟糕的是强制隔离。起初,玛丽亚的父亲被送往飞机制造厂工作,接着,身患重病的妹妹海莉娜被送往一家位于比德哥什 (Bydgoszcz) 的医院。海莉娜太过虚弱,当她回到集中营时必须借助拐杖行走。最痛苦的是与自己的母亲分开,她的母亲于 1942 年春天被送往一个庄园主宅邸工作。一个月后,集中营管理员也带走了佐非亚和兹比格纽,只有玛丽亚和海莉娜被留了下来。

发给父亲的艾米科瓦斯基一家的集中营编号,1941 年
珀图莱斯集中营的孩子们创作并偷偷传唱的一首歌,1941-1944 年

“然后他们把我们赶到营房,那里没有暖气,挤满了人,又冷又暗。我们一家六口人共用 3 平方米大小的地方。我们只能躺在光溜溜的地上,除了草垫什么也没铺。营房里面也没有楼层,墙上都是裂缝和缺口,也没有窗户。屋檐都快倾斜到地面,在屋里不能站也不能坐,只能一直躺着。所以我们一家人拥挤地躺在一起,一个挨着一个,男女老少全挤在一块儿。 营房里面也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厕所在屋外。人只有在屋子中间才能够站直了走路。

小孩子尿了裤子,患上了腹泻。营房里面没有办法洗澡,也不能够把湿了的内衣裤和外衣弄干,到处都是虱子、跳蚤和疥疮。”

摘自玛丽亚·布莱洛瓦斯卡(娘家姓艾米科瓦斯卡)的回忆录《历史原因造成的家人分离》,2008 年
玛丽亚的外祖母维克托拉·科娃斯卡 (Wiktora Kowalska) 是家里唯一没有被监禁的人,与其他波兰人一样,她会到珀图莱斯的集中营来,即使隔着铁丝网,她也要来看看并鼓舞自己被囚禁的女儿和外孙们。

“到了探访日,许多人到集中营来看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带刺的铁丝网的两侧挤满了人,大家都嘈杂着寻找自己熟悉的面孔,互相喊着对方的名字。为了能够听清楚,每个人都要大声喊话。每个人都像这样大声喊叫,以便自己的声音能传到铁丝网另一侧,这样的场景就好像是一场盛大的尖叫比赛。简直无法形容。”

摘自玛丽亚·布莱洛瓦斯卡(娘家姓艾米科瓦斯卡)的回忆录《历史原因造成的家人分离》,2008 年
对艾米科瓦斯基家的姐妹来说, 最难熬的时候是她们在斯穆卡拉 (Smukała) 集中营里的日子。 那里的孩子不断因为饥饿、疾病还有过度劳累而死去。 她们姐妹想方设法活下来回到珀图莱斯。
强迫劳动是占领镇压的一种方式,也是获得廉价的工农业劳动力的方法之一。玛丽亚的父亲被送往飞机制造厂工作,玛丽亚自己和母亲则被送到一个德国庄园工作。图为强迫劳动时期在哥腾哈芬飞机场 (Flugzeugwerk Gotenhafen) 工厂工作的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左起第三个),1941-1945 年
被强迫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远远低于德国工人的工资。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在哥腾哈芬飞机场工作期间所挣的工资被存到珀图莱斯集中营的一个账户里,但事实上,他从未获得任何报酬。图为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的工资条,1944 年
玛丽亚 被送往一个德国庄园奥洛渥 (Orlowo),在那里她要忍受繁重累人的工作。 红军到来以后,她祖母在那儿找到了她,并把她 带回了伯勒瓦诺 (Plewno),当时她母亲已经在家里等她了。 图为玛丽亚.艾米科瓦斯卡从奥洛渥庄园 撤消注册登记的证件,1945 年
1945 年,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从格丁尼亚 (Gdynia) 搬到莱宾格 (Leubingen) 集中营。在那里,他从多次空袭中幸存下来,活着看到 1945 年 4 月美国解放波兰。后来他留在了戈洛格雷芬多夫 (Groß Gräfendorf)。
7 月份,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还在梅泽堡 (Merseburg)。关于他最亲近、最爱的家人,他虽然没有一点消息,但他从来没有失去希望,并决定回到伯勒瓦诺。

“我记得父亲回家的时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都没有认出他,他驼着背,一点也不像我们上次在 1941 年看到他时的样子,反倒更像一个乞丐。父亲穿着灰绿色的美国军外套,还在手提箱里带回来另一件蓝灰色的美国军外套,这些是他从美国集中营中带回来的唯一行李。我们的一个熟人,冬恩兹罗 (Dondziło) 先生,在战前是一个裁缝,他把这些外套改做成了给我们小孩穿的外套。”

摘自玛丽亚·布莱洛瓦斯卡(娘家姓艾米科瓦斯卡)的回忆录《历史原因造成的家人分离》,2008 年
1946 年,因为兹齐斯瓦 (Zdzisław) 的出生,家里人口增加了,他是艾米科瓦斯基家族唯一 没有经历战争的人。图为艾米科瓦斯基家的女儿们(左起):玛丽亚、佐非亚和海莉娜,和她们的弟弟兹齐斯瓦,1949 年
伊雷拉和齐格蒙特·艾米科瓦斯基,20 世纪 50 年代

“当时我 12 岁,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 在离开集中营重获自由以后,没有人帮助我们家。(...) 战后那段时间,几乎一直到 1956 年都很艰难,这段日子对我们来说都是付出与牺牲。但我很高兴我能和父母还有兄弟姐妹在一起,也很高兴我能去上学。”

摘自玛丽亚·布莱洛瓦斯卡(娘家姓艾米科瓦斯卡)的回忆录《历史原因造成的家人分离》,2008 年
二战期间被迫分离的艾米科瓦斯基一家走过的路线
姆温恰克 (Młyńczak) 一家的故事可以生动地反映在前苏联占领下波兰人的生活经历。那场战争将卡其米 (Kazimierz) 与他的妻子佐非亚永远地分开了。两列方向几乎相反的列车 将他们带到了俄罗斯的深渊当中,1945 年让他们感到绝望。由于二战后共产党当局实施恐怖政治,一个跟随安德斯 (Anders) 军队来到大不列颠的波兰警察是不可能与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重聚的。而他两个儿子,沃德玛 (Waldemar) 和乔治 (Jerzy) 都被前苏联拘留了。

卡其米·姆温恰克是一名边境卫兵,修完了警员训练课程。同时他还遇到了当时 17 岁的佐非亚·布里斯坦恩 (Blidsztejn),后来,他们在维尔纽斯 (Vilnius) 的圣约翰教堂结了婚。一年之后,佐非亚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沃德玛·卡其米。1932 年,第二个儿子乔治·亨里克 (Henryk) 出生了。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卡其米升任警官,举家迁往位于维尔纽斯沃沃德西普 (Vilnius Voivodeship) 的库泽尼克 (Kurzeniec)。战争爆发时,他们一家正住在那里。

穿着警察制服的卡其米·姆温恰克和他的朋友伊安·涅德维兹 (Jan Niedźwiedź),20 世纪 20 年代。
佐非亚与卡其米·姆温恰克, 这是寄到卡拉索钦 (Krasocin) 给他们父母的照片,1928 年
卡其米·姆温恰克与妻子带着儿子沃德玛一起在卡拉索钦的父母家,20 世纪 30 年代。

红军进入波兰之后,卡其米所在的分部受令撤退到立陶宛,在那里警察遭到拘禁。从此,他开始了穿越前苏联的漫长冒险。卡其米首先被带到北边的摩尔曼斯克 (Murmansk),接着穿过科拉半岛 (Kola Peninsula) 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 (Archangelsk)。

卡其米·姆温恰克从科泽利斯克 (Kozielsk) 军营写给父母的信,1941 年

1939 年 9 月 17 日,红军从东边入侵波兰,履行了斯大林在秘密协定《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议》,(也叫《希特勒-斯大林协议》)里规定的向第三帝国所作的承诺。前苏联政府宣布居住在兼并地区的 1350 万波兰公民必须接受苏联公民身份。从 1940 年 2 月一直到 1941 年 6 月,大量波兰公民被驱逐到前苏联境内。驱逐行为影响了代表波兰精英分子的军官、官僚、警察、律师、医生以及其他人的家庭。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死于不人道的运输条件以及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艰苦的生活条件。

佐非亚·姆温恰克从西伯利亚写给她姻亲的一封信,她于 1940 年 4 月被驱逐到西伯利亚。佐非亚·姆温恰克带着 8 岁的乔治和 12 岁的沃德玛,坐各种火车一直向东:先是到达新西伯利亚,然后再到阿尔泰边疆 (Altai Krai) 的集体农场。

1941 年 6 月,纳粹德国入侵前苏联后,流亡中的波兰政府和斯大林协商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该协议,数千波兰公民从监狱和劳动集中营释放出来,位于前苏联的波兰军队在瓦迪斯瓦夫 (Władysław)·安德斯将军的指挥下形成了。1942 年末,安德斯军队中四万一千名士兵和七万四千名随军平民被转移到中东地区。

当 1941 年秋天对波兰人的特赦令宣布后,卡其米自愿加入安德斯将军成立于塔地谢夫 (Tatishchev) 的波兰军队。次年三月,他以士兵的身份离开了前苏联。卡其米·姆温恰克服役于一个军事警察部队,他跟着波兰第二军团穿过了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和埃及到达意大利。

卡其米·姆温恰克参加了中东的波兰军队,1942 年

1942 年 9 月 12 日,中东的波兰武装部队加入安德斯将军的军队以及独立喀尔巴歼山 (Carpathian) 旅(1941 年托布鲁克防卫战的英雄),从而完全形成编制。开始驻扎于伊拉克时,军队很快恢复了生机。1943 年,由于盟军计划入侵意大利,军队大部迁往巴勒斯坦。

作为军事警察部队的一员, 卡其米·姆温恰克跟着波兰第二军团穿过了伊拉克、伊朗、 巴勒斯坦和埃及 到达意大利。

波兰军队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波兰第二军团 (II Korpus Polski),大部分由安德斯将军的部队组成。1944 年,他们参加了意大利战争,在 1944 年 5 月的蒙特卡西诺 (Monte Cassino) 战役中声名大噪,后来解放了安科纳 (Ancona) 和博洛尼亚 (Bologne)。

蒙特卡西诺战役 之后的皮耶迪蒙泰 (Piedimonte) 小镇 (靠近蒙特卡西诺)的废墟,1944 年
战争后,安德斯将军预料到西方盟军与前苏联之间会发生冲突,他希望解放被前苏联占领的国家,于是组建了自己的军团。1946 年初,军团士兵人数超过 10 万。图为在意大利服役时的卡其米·姆温恰克(左起第一个),1946 年

1946 年 2 月,英国政府决定解散波兰军队。当年 9 月,政府同意组建波兰移民团,此举是为了便于军队遣散过程顺利进行,让士兵为平民生活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士兵被遣散至前军营, 如福克斯利 (Foxley) 军营(直到 1955 年才解散)。

图为 1947 年在福克斯利军营(大不列颠)的卡其米·姆温恰克。一些士兵回到波兰,遭到共产党当局镇压,但大部分士兵获得了留在英国管辖区的权利,他们在英国、加拿大还有澳大利亚定居了下来。
一直到 1941 年,卡其米·姆温恰克才知道自己的妻儿已经在 1940 年 4 月的大规模家庭驱逐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时的他正在波兰军队服役,他费尽周折想将家人弄出俄罗斯。图为卡其米在巴格达为妻儿获得的护照,1943 年

战争结束后,卡其米·姆温恰克在英国定居下来,为了把妻儿接到身边,他做了无数努力,但都徒劳无功。佐非亚被迫成为前苏联公民,这使她不可能离开前苏联到丈夫身边。

在这一时期,一家人通过邮政信件和照片保持联系。20 世纪 90 年代,卡其米的孙女奥尔加 (Olga),他的大儿子沃德玛的女儿,来到英国看望他。

图为佐非亚·姆温恰克与孙女奥尔加及孙子维克托 (Wiktor),1965 年
沃德玛·姆温恰克和妻子瓦拉 (Wala),1957 年
卡其米·姆温恰克在伦敦,1987 年
回忆录《我的自传》。卡其米·姆温恰克于 1939 年在立陶宛罗基什基斯 (Rokiszki) 拘留营的时候,就开始撰写回忆录,但后来回忆录被盗。二战结束后,他在英国将这些回忆录又写了下来。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弟弟维塔利斯 (Witalis) 在波兰拿到了回忆录的手稿。
被迫分离的姆温恰克一家走过的路线
施万德勒 (Szwajdler) 一家在二战中经历了长期的分离以及至亲的死亡。弗兰西斯科 (Franciszek) 被德国人当作犯人,整个二战过程中,他都被囚禁于德国政府监狱营地。随着弗兰西斯科妻儿在华沙起义中死去,他们一家重聚共度未来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忍受的骨肉分离比二战还要长久,直到 1956 年,弗兰西斯科才获得允许回到波兰看望已经成年的女儿们。

斯坦尼斯洛娃 (Stanisława) 和弗兰西斯科·施万德勒住在罗兹 (Łódź),在那儿他们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弗兰西斯科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律师,妻子斯坦尼斯洛娃兼顾家庭、社会交际以及慈善工作。他们每天都一起和自己不断扩大的大家庭共进晚餐,其中包括:大儿子沃洛迭克 (Włodek)、两个女儿巴巴拉 (Barbara) 以及特丽萨 (Teresa)、祖母艾米利亚·鲁托姆斯基加 (Emilia Lutomska) 还有被大家简称德拉 (Dela) 的爱德拉 (Adela) 姑姑, 另外还有公司秘书、法律实习生以及其他很多亲戚与客人。

特丽萨·瑞贝卡(娘家姓施万德勒)的回忆,2009 年

1939 年 8 月,弗兰西斯科·施万德勒在一次家庭度假中被征召入伍。他穿着军装与家人道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一起。

1939 年防卫战失败,大约 42 万波兰士兵被带到德国战俘集中营,其中军官带到政府监狱营地,私人士兵和士官带到战俘营地。弗兰西斯科也被软禁,接下来 6 年时间,他分别被囚禁在格罗斯·伯恩 (Gross Born)、闪德波士蒂尔 (Sandbostel) 和布隆伯格 (Blomberg) 的战俘集中营。

图中照片为 1941 到 1944 期间,皮奥鲁诺 (Piorunów)、华沙以及戈洛诺 (Głowno) 被占领时期的斯坦尼斯洛娃·施万德勒和她的孩子们:沃洛迭克、巴巴拉和特丽萨。其中一些照片是随信寄给被拘禁在德国政府监狱营地的父亲弗兰西斯科·施万德勒。

在占领时期,斯坦尼斯洛娃·施万德勒为养家糊口做起了小生意,这在当时是被严令禁止的。有几次,她去位于罗兹的房子拿东西,因为二战爆发后,罗兹被划入第三帝国领域, 所以她非法越境行为具有很大的风险。

被占领的波兰区受总督府管辖,生活受到了无数禁令的约束:宵禁、禁止拥有无线电装置、禁止人们踏足标有“只许德国人进入”的地方以及禁止食物买卖。任何人违反了法律,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能被囚禁,送到德国或集中营,或者被判处死刑。

德国占领下的生活, 走私、非法越境

“养活我们不断扩大的大家庭,对她来说很不容易!那时有一个卖香烟的小货摊,她在那儿卖些香烟,因为她有销售香烟的特许权,也可以在我们房子里生产很多所谓的‘自制’香烟。我的一双小手最适合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能以最快的速度将烟草塞进纸里,(...),妈妈和贝莎 (Basia) 用薄棉纱布做花饰,例如胸针和发夹,我们还一起编织线袋。手巧的沃洛迭克修理手表、电子产品,还用线编鞋子。”

摘自特丽萨·瑞贝卡(娘家姓施万德勒)的回忆录:《我的妈妈》,2007 年
特丽萨和巴巴拉·施万德勒正在制作要出售的手提袋,1941-1943 年
战争期间,施万德勒一家相互来往的很多充满爱意、关心以及安慰的信在德国政府监狱营地 和华沙之间传递。身处异地的弗兰西斯科通过信件支持着妻子斯坦尼斯洛娃,激励她拉扯大他们的孩子;同时,他的家人也给他寄来了鼓舞他的信件,信中一点也没有提及一家人在被占领的华沙的艰难生活。
战俘与家人的通信要用特殊的通信形式或者只能用铅笔写在明信片上,并且要接受审查员的检查。

至亲至爱的 悲惨死亡。

1944 年,巴巴拉和特丽萨与其父母的一些朋友在戈洛诺的乡下度假。她们再没有回到华沙。不久就传来了她们的妈妈、哥哥和德拉阿姨在华沙被公开枪决的消息。

战争的结束并不表示家庭分离的结束。弗兰西斯科·施万德勒无法回到波兰,因为他害怕自己战前在保守的国民党队伍中参加的政治活动会给他带来厄运,因为波兰新的共产党政权将国民党和所有其他政党的理念当作敌对的意识形态。

在西方穿着波兰军队制服 的弗兰西斯科·施万德勒。

战后弗兰西斯科留在德国。后来,他前往纽约,但先到波兰短暂旅游,为的是看望自己的女儿们。一直到 1956 年,他才能回到波兰,回到已经成年的女儿们身边。

在那几年里,弗兰西斯科一如既往地向他的女儿们表达了他的爱和关心, 在信中给她们寄去了满怀的关爱、鼓励和想念, 就和战时一样。
二战时和战后被迫分离的施万德勒一家所走过的路线
这个故事讲述了两个人经历不同的旅程到达英国,在此他们相遇、结婚并组建起家庭。二战期间,他们所走过的路从没交汇,各自在不同的地方挺过了战争:一个在德国占领之下,另一个在前苏联占领之下。
朱丽安·斯特勒雅克 (Julian Stryjak) 出生并成长于罗兹地区的一个小镇奥海尔增 (Ochędzyn),中学毕业以后,他搬到利沃夫 (Lviv),在那儿当老师。
1936 年,他在利沃夫遇到同样也是老师的依雷娜·希瑟思嘉 (Ciszewska),并与她结了婚。两年后,他开始学习心理学,二战爆发的时候,他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习。
1939 年 8 月底,朱丽安·斯特勒雅克应召入伍。9 月 1 日,当他所在的部队出发前往战争前线时,他妻子来跟他道别,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看到妻子。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从北面、西面和西南方向进攻波兰,虽然波兰军队决心拼死抵抗,但还是无法阻挡数量庞大、装备完善的德国部队的进攻。

朱丽安在第 19 步兵军团中指挥一个重机枪排,在普罗科 (Płock) 附近参加战斗。在一次炮火轰击中,他受了伤,被送往医院。
在布伦瑞克 (Braunschweig),第 11B 政府监狱营地,德国战俘集中营的朱丽安·斯特勒雅克,1939 年 1939 年防卫战失败,大约 42 万波兰共和国军队士兵被带到德国战俘集中营,其中军官带到政府监狱营地,私人士兵和士官带到战俘营地。

朱丽安·斯特勒雅克在德国战俘集中营呆了 6 年时间,在囚禁期间,他得知自己的妻子 被驱逐到前苏联。他一直尝试联络到她,虽然没有与妻子取得直接联系,但通过与住在罗兹尼亚托沃(Różniatowo,波兰被占领地)的堂兄弟的信件往来,他知道了妻子的消息。

图为伊雷娜·斯特勒雅克在流放前苏联期间寄往被占领的波兰给丈夫堂兄弟的明信片,1941 年
图为朱丽安·斯特勒雅克在坦格吕特 (Tangerhütte) 战俘集中营战地医院写给在波兰的家人的信,1944 年
1942 年,伊雷娜·斯特勒雅克的来信中断,因为当年她死在了遥远的古扎尔 (Guzar), 但朱丽安在战争结束后才收到她的死讯。在此之前,朱丽安一直在打听妻子被带到了中东什么地方。
战后,数千人都失去了与至亲至爱的联系,民间组织和军队机构帮忙寻找、重聚失散的家庭。波兰红十字会在前线为波兰公民提供帮助。

1945 年,在格尔利茨 (Görlitz) 战俘集中营进行疏散时,朱丽安成功逃跑了,他穿过德国的波希米亚 (Bohemia),来到法国,加入了波兰军队。

前往卢尔德 (Lourdes) 路上的朱丽安·斯特勒雅克(右起第二个),1946 年
在法国拉库尔坦 (La Courtine) 的波兰军营的朱丽安·斯特勒雅克,1946 年
记录朱丽安·斯特勒雅克在军队服役的兵役记录册,1946 年
随着波兰移民团的解散, 军队服役也完成了,1949 年
在英国福克斯利军营的朱丽安·斯特勒雅克,1949 年。朱丽安退伍后作为钟表匠谋生,在曼彻斯特安顿下来,在这里他组建了新的家庭...
海拉利亚·波洛斯嘉 (Hilaria Borowska) 出生成长于比亚韦斯托克 (Białystok),中学毕业之后,她当了职员。战争爆发时,她 26 岁。

1941 年,海拉利亚·波洛斯嘉、她母亲以及兄弟塔德乌什 (Tadeusz) 从不同路线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只有她父亲文森帝 (Wincenty) 和哭着要爸爸的小妹妹留在了比亚韦斯托克。

1942 年,海拉利亚到达 伊朗的帕勒微 (Pahlevi), 加入安德斯将军指挥的波兰军队,做了一名军需官。
在安德斯军队 女子后勤服务队的海拉利亚·波洛斯嘉(左列第三个),1943-1944 年

女子后勤服务队与在前苏联的安德斯波兰军队成立于同一时间, 与军队有着同样的组织规章和等级制度, 大概由五千名志愿者组成, 履行急救、文艺、宣传、运输、管理、警卫和通信 等相关职责。 这支队伍于 1946 年解散。

海拉利亚·波洛斯嘉跟随安德斯军队 到达德黑兰,在那儿她遇到了弟弟塔德乌什。 这是他们自从 1941 年被捕以来第一次相见。 1944 年 2 月,塔德乌什在卡拉奇 (Karachi) 与杰尼娅·马兹微卡 (Janina Marszewska) 结了婚,婚后他们一起前往 非洲军营:先是到达累斯萨拉姆 (Dar es Salaam), 后来到乞戈码 (Kigoma)。1945 年 5 月,塔德乌什死于心脏病,留下 6 个月大的女儿,巴巴拉。

1947 年秋天,海拉利亚搭载 “澳大利亚皇后”号轮船到达英国。

图为在惠特利 (Witley) 波兰移民团军营 的海拉利亚·波洛斯嘉(前排左起第二个),1949 年
在特拉法尔加广场 (Trafalgar Square) 的海拉利亚·波洛斯嘉, 1949 年
海拉利亚·波洛斯嘉和朱丽安·斯特勒雅克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结了婚,并在曼彻斯特定居下来。图为 1950 年他们结婚当天。
海拉利亚和朱丽安·斯特勒雅克以及他们的孩子安德烈兹 (Andrzej) 与巴巴拉,1957 年

1971 年战争结束之后,斯特勒雅克一家在阔别故乡 30 年后第一次回到波兰,海拉利亚跨过她家门槛。

海拉利亚和朱丽安·斯特勒雅克的女儿巴巴拉,重述 二战期间父母的遭遇
海拉利亚·斯特勒雅克(娘家姓波洛斯嘉)在寄给女儿的信中描绘的二战期间穿越中东的路线,因为女儿将要到中东重新追溯母亲的足迹。

“我在信中附了一张我当年的行程地图,让你了解我走过的路线。四月初,我们坐火车从德黑兰出发,穿过一百多条隧道,到达阿瓦士 (Ahvaz);然后从阿瓦士坐汽车到达巴士拉 (Basra);然后从那里坐着车厢很小的小火车从巴士拉出发,大风刮了一路,一手臂距离外,除了在空中旋转嚎叫的红色沙尘以外,什么也看不见。然后从巴格达坐汽车到耶路撒冷,花了我们四天时间,一路上除了荒漠和黑石块,什么也没有,连一小片草皮都看不到。直到我们穿过与巴勒斯坦接壤的边境后,才可以看到农田。那里的四月已经非常暖和,当时我穿着很薄的粗棉布制服:一条裙子、一件毛葛衬衫和一件短袖。”

摘取自海拉利亚·斯特勒雅克于 1975 年 4 月 29 日写给女儿巴巴拉的一封信
巴巴拉·斯特勒雅克与父母在柏林墙,1987 年
二战时和战后被迫分离的斯特勒雅克一家所走过的路线
故事鸣谢名单:

The Polish History Museum in Warsaw expresses its sincere appreciation for their kind and helpful involvement in the project to — Maria Brylowska, Teresa Rybicka, Barbara Stryjak
Curation — Ewa Wójcicka, Polish History Museum
Proofreading — Barbara Stryjak, Tomasz Wiścicki
IT support — Artur Szymański
Exhibit's origin  — the presentation is part of the “Families Separated by History” project run by the Polish History Museum, rodziny.muzhp.pl

所有参展内容的来源:
展出的故事有时可能由独立的第三方创作,并不完全代表以下提供这些内容的机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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