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 1990年

在柏林的工作

Peter Millar

报道柏林墙背后的生活
彼得·米勒 (Peter Millar) 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东德唯一的非德国记者,因为对共产主义瓦解的报道而被提名为 1989 年度驻外通信记者。
在 1981 年作为一个年轻记者到达柏林是一次既令人兴奋也令人不寒而栗的体验。到达新家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透过勃兰登堡门看到的东柏林令人望而却步的景象。
在西柏林的国会大厦(当时用于展览和会议)旁竖立着一排阴森的十字架,记载着那些试图穿过十字架后的墙而被杀害的人。
西侧的涂鸦要比它所反映的真实状况要轻松一些。

从建在西柏林的观景平台往墙那头看是个可怕的体验:那边是武装警卫巡逻着的超越障碍训练场“死亡地带”

东德边境警卫用后背对着西边的人或用望远镜盯回去。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他们的工作条件未必是最好的。
东柏林公寓大楼背后荒凉的庭院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36 年后,战争留下的痕迹依然随处可见

从我在普伦茨劳贝格的公寓(我的新婚妻子也来陪我一起)往外看,可以看到一个荒凉、肮脏的庭院。一楼的公寓住着一位名为沃尔克 (Volker) 的公开反战的掘墓人嬉皮士,由于他跟斯塔西的其中一位最高外国特工 16 岁的女儿睡在一起而激怒了斯塔西。

后院:沃尔克公寓的入口
普伦茨劳贝格是有众多廉价公寓大楼的破败地区,这些公寓大部分仍带有战争的伤痕。冬天的时候会因为人们使用产热最多的褐煤而闻到难闻的臭气。从这张图可以看到,送到的褐煤被倾倒在我们公寓附近一幢大楼的外面。
1982 年东德庆祝柏林墙建成 20 周年,庆祝的海报上标着“为了我们的安全”,突出显示了一名像埃里希·昂纳克的边防卫兵。
看待事物的另一种方式:在 Metzer Eck 的欢乐时光

不过,在东德的生活并不全是凄凉的。拐角处还是有酒吧,互相信任的人们会聚在一起喝酒、大笑、讲笑话,有些笑话如果在大街上喊的话可能会使他们进监狱。我常去的酒馆是 Metzer Eck,是福克纳一家于 1913 年开始经营的,当时德国的皇帝仍然在位。它的常客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东德广播一位流行搞笑音乐家(侧着头),他会跟我讲他孩童时期藏在地下室躲避英国炸弹的事。他的父亲在斯大林格勒战死。

东德社会是高度军事化的,实行征兵制并定期检阅 NVA(国家人民军)
NVA 军队在“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纪念碑”前严肃地正步走。
在 Unter den Linden 大街立正

被吸引到 Metzer Eck 的其中一个有意思的人物是曼尼·舒尔茨 (Manne Schulz)。他和祖母在建立柏林墙的那天晚上与他的父母隔着几条街。在西柏林的人被允许短暂走访东柏林之前,他没再见过他的父母。1981 年,他在阑尾炎手术后并发肥胖症,因此获得了“伤残抚恤金”,这意味着他可以通行。但他并没有留在西德(这样东德就不必向他发放抚恤金了),而是偶尔去看望他的父母,然后回到在东德的家,在此打造了充满活力的社交生活:在酒吧开唱片舞会,偷带流行音乐磁带、录像和色情杂志,并因此赚了钱、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东西通常是藏在他的众多内裤里带进来的,即使是最尽职的边防警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人们离开)也不会情愿去搜那些内裤。

“伤残抚恤金受领者”和经验丰富的走私者曼尼·舒尔茨从他父母家附近的观察台回头看他所住的普伦茨劳贝格的街道,他父母家在西柏林,跟他住的地方只隔着几条街道和一堵墙。

1982 年 4 月,在受人尊敬的反对派和人权活动家罗伯特·哈费曼 (Robert Havemann) 的葬礼上,斯塔西在偷偷拍摄记者和吊唁者。

斯塔西的相机拍到了坟墓边的我。
斯塔西摄影师的镜头放大。他拍到的这张照片里我跟一群吊唁者在交谈,包括(右边、有胡子的)反对派牧师莱纳·艾泊曼 (Rainer Eppelman),他在 1989 年后成了德国联邦众议院的一员。
我在东德通过了我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驾驶执照考试。因为给了主考官一瓶康乃克 (Cognac) 产白兰地酒,所以我的理论考试获得了帮助。
停在东柏林“超级市场”外靠彩票赢得的卫星牌汽车

在东德,有一辆车对大多数人都是奢侈的,一辆普通的卫星牌汽车需要长达 10 年的等待才能得到。

斯塔西将我和我的妻子上报,并提供了我们的详细信息,包括我们的学历、语言技能、以前的职业经验和对我们的监视说明。底部写着注释:“本资料来源必须保密”。
隐藏在卫星牌汽车尾灯中的相机拍摄的我和妻子的照片。在我的卷盒上,雷曼上校 (Col Lehman) 写了这样的注释“米勒...让他的妻子搬运重物”。她使我永远记住了这一点。
我们处于全面监控下的日期和时间
斯塔西情报提供者关于我的外貌和政治意见的报告。
斯塔西在我们野餐时对我们的观察,包括对于我将短裤放在湿的游泳衣上表示非常不认同的评论。
因为 1945 年 2 月同盟国军队轰炸后的风暴性大火而毁坏的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的废墟,以及一排卫星牌汽车和一座新旅馆。1982 年,我报道了东德反对派中流传的传闻,但大多数东德公民都会看的西德电视在重复我的报道时却将其说成了事实,所以我在无意中激起了青年“反战人士”的示威游行。因为这个原因,数百人聚集在这里,受到了警察和斯塔西的严密监视。
东柏林教堂入口上方的“铸剑为犁”图案

东德的路德教会和福音教会渐渐成了不满的年轻人们的聚集地。东德青年开始模仿西德人抗议美国在西德部署导弹时的活动。官方否认苏联在东德部署导弹一事。但教会表示了对“和平”运动的支持,“和平”运动巧妙运用了圣经上的短语“让他们铸剑为犁”并使用了会令人想起联合国大厦外的苏联雕塑的图案。在重新构思成牛仔裤上缝的补丁后,这就成了反对派的标志。

FDJ 在游行后慢慢散去

FDJ(德意志自由青年同盟)共青团组织试图引导青年人参加国家批准的活动,但只有男女混合露营是真正受欢迎的。

FDJ 成员在游行后逐渐有人脱下束缚他们的制服
1989 年初秋,参加莱比锡城定期的周一示威的人已经增加到几万人。昂纳克要求戈尔巴乔夫派遣附近驻扎的苏联军队。戈尔巴乔夫拒绝了。
其中一个要求是结束兵役。“再次统一”是个禁忌,是无法想象的。
虽然有反抗的气氛,但也有恐惧。示威者们随时准备着看到苏联的坦克。
在莱比锡斯塔西大楼的台阶上,示威者们勇敢地举着要求法治国(依法治国)和“反对法西斯倾向”的条幅

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关卡(波荷木大街)的边境警卫误解了慌乱的共产党政治局所做的降低前往西德的通行难度的决定。受到西柏林广播经过意译的报道的鼓舞,东柏林的人蜂拥到关卡要求放行。没人能够或愿意给出截然不同的命令,因为这将需要用到大量武力,不胜其扰的边境警卫只能屈服。“大坝”倒塌了,人群组成的洪流不久就奔袭而来。很多人仍然害怕第二天关卡就会关闭,但是已经晚了。历史在关键时刻决定了自己的走向。

年幼的东柏林人被拉上墙头
到 1989 年圣诞,柏林实际上已经再次合并成一个城市
不久,曾经令人恐惧憎恶的分裂和镇压的象征就成了举行柏林历史上最盛大的聚会的场地。
美丽新世界?1989 年 12 月,我的两个儿子透过柏林墙上砍出来的洞向外看。冷战对他们而言只是历史。
米勒一家在 1989 年 12 月上旬站在现在的开放边境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再次统一,我跟一位认识 10 年的边境警卫在查理关卡喝酒。他露出了微笑,并第一次告诉我他的名字叫尤韦 (Uwe)。那个时候他失业了。
故事鸣谢名单:

Author and Curator — Peter Mi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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