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鳩摩羅什譯

依據卷七末的跋語，此部為明正統8年一位名叫文秩的比丘出資，請菩薩戒弟子管正因書寫，管正因時年76歲。每卷卷首飾扉畫，卷尾飾拖尾畫，但因跋語未記載而繪者不詳。
除了這件作品之外，因史料缺乏，目前對管正因一無所知。不同於當時明宮廷寫經喜好秀媚的沈度（1357-1434）書風，他書法的字形結構似乎受到魏晉小楷的影響，結字較方，特別是橫筆刻意拉長，近似王羲之的〈孝女曹娥碑〉，也強調每字重心的敧側。每紙摺5半葉，每半葉5行，每行17字。7幅扉畫跳脫擷取每卷情節予以變相的作法，呈現較多的獨創。卷一、卷三、卷五主要繪釋尊與文殊、普賢三尊像；卷二繪三佛；卷四、卷六、卷七繪釋尊說法，卷四因〈見寶塔品〉於畫幅左側繪了踴現的七寶塔，卷七則於畫幅左側另繪了文殊騎獅、普賢騎六牙白象、觀音騎犼、即所謂的「三大士」的主題。文殊於《法華經․序品》先預示釋尊即將演說大法，普賢於最末的〈普賢菩薩勸發品〉發願未來將騎六牙白象護持《法華經》修行者，此二菩薩自唐代以來即成為法華變相中釋尊的兩大脅侍。此部卷七另加入觀音成「三大士」，推測是此卷包含〈觀音普門品〉之故。
畫家很有意識地採用漢藏兩種傳統：卷一與卷三都畫釋尊、文殊、普賢三尊像，其中卷三文殊持如意，上飾寶珠，普賢持蓮花梗，盛開的蓮花上托經書，為漢傳佛教圖像；然而，卷一的文殊雙手作轉法輪印，兩側肩花上托經書與寶劍，則為典型藏傳佛教圖像。不過，普賢以雙手作轉法輪印，一側肩花托經書，圖像來源並不明，推測是將漢傳持蓮花托經書的普賢像依藏傳文殊而做的創造。再者，卷一、卷二等多幅主尊坐於印藏式台座上，兩側聚集人物、團雲，則為漢式元素，此種「主尊藏式、兩旁漢式」的構圖方式，亦為佛教藝術自元代、歷經永樂、宣德，受藏傳藝術影響下的新風貌。題材最特殊之處，莫過於卷五扉畫，在卷三、卷一分別以漢、藏式表現釋尊、文殊、普賢三尊像之後，在此將此三尊一變為岩洞苦行像，釋尊形似所謂「雪山大士」。全幅不僅以泥金勾勒，更進而以泥金為墨皴染山岩，在粗糙紋理與華麗間取得有趣的平衡。
7幅扉畫文殊與普賢以四變呈現。管正因在卷七經文末的七言韻文提到「我此普賢殊勝行」，或許透露出繪畫創作之旨意。（鍾子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