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之後，在比克瑙 (Birkenau) 的廢墟中發現一個裝滿照片收藏的箱子。這個箱子應該是在名為「加拿大」(Canada) 的區域中發現的；凡是被送進毒氣室殺害的猶太人，他們的隨身行李都是在這個區域進行分類。箱子中有數百張臉孔：歡笑、快樂、沉思、雀躍、憂鬱。婚禮、出生、與家人和朋友共渡假期。這樣的世界已不復記憶，只能長存於照片之中，那是大屠殺之前的波蘭猶太人世界。照片大約有 2 千 4 百張，而大部分都是來自扎格比 (Zagłębie)、貝津 (Będzin)、索斯諾維茨 (Sosnowiec) 以及鄰近地區猶太人家庭的不朽回憶。許多的照片描繪出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不同地區、不同情況下，與所愛的家人朋友的相處情形。這些照片中，有些是業餘人士拍的，有些則是專業攝影師的作品，還有一些生活寫照及明信片。在攝影師的拍攝下，許多令人懷念的片刻得以獲得保存：例如蜜月旅行和家族聚會等，以及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景象，也就是在街上走動、嬉戲的孩童以及悠閒的生活片刻。這些照片可能是由當時進入集中營的一個家庭，或是住在同一棟房子中的人帶進來的；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一定是在相同地區被強制送進集中營。這些照片很有可能是在「加拿大」區工作的受監者放到箱子或行李箱中，然後遺忘在這裡的。"
布洛德 (BRODER) 和柯恩 (KOHN) 家族
"布洛德一家，連同他們的 6 個孩子 – 布隆卡 (Bronka)、雷傑 (Lejb)、伊萊‧艾隆 (Eli Aron)、哈達薩 (Hadasa)、徹內 (Chenoch) 和伊卡 (Idka) – 住在貝津的馬拉哈斯基果 (Małachowskiego) 街 52 號，家中開設文具行和藥局/煙草店。 在伊萊二十多歲的時候，布洛德一家計劃到巴勒斯坦旅遊。在大屠殺 (Holocaust) 中唯一倖存的家族成員伊萊說道：「我們的父親在雅法 (Jaffa) 有一間釀酒廠，我記得我們都收拾好了準備出發，但就在出發之前，母親收到一封父親拍來的電報，上面說到父親在工作時，一個鐵桶砸到了他的腿，他受了很重的傷，必須在特拉維夫 (Tel Aviv) 的醫院待上 6 個星期。」 菲姬拉‧布洛德 (Fajgla Broder) 和孩子們只好待在貝津。而他們的父親則是收掉了雅法的生意，回到了波蘭。 30 年代初期，布洛德家的長女布隆卡嫁給了馬耶‧柯恩 (Majer Kohn)，他的父母那鴻 (Nahum) 和迪娜 (Dina) 在索斯諾維茨的馬吉歐斯卡 (Modrzejowska) 街上經營一間女裝店。他們通常會到克雷尼察 (Krynica) 渡假。 布隆卡和馬耶‧柯恩育有二子，分別是大衛 (David) 和蕊娜 (Renia)。我們現在可以從假日時在城市中所拍攝的數張照片中，約略瞭解這二個孩子的生活。不過這些照片並不是由專業攝影師所拍攝。訴說著家族故事的伊萊是一名具有熱忱的攝影師。在全部大約 2 千 4 百張照片收藏中，他找到了由他拍攝的照片。他說：「我拍了不少照片，我有一台福克蘭德 (Volkländer) 相機，也有一台徠卡 (Leica) 相機。有一次我碰巧遇到了哈達薩和布隆卡帶著孩子在下班要回家的路上，所以我拍了這張照片。我回到家沖洗照片，然後把照片送給他們。」布洛德和柯恩家族有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們的孩子也在貝津的猶太教學校唸書。伊萊回想他的童年時光：「我跟父母生活的時候信仰虔誠，而且是在研道學校 (Yeshiva) 唸書。但我跟父母的感情不好，因為我的父親非常嚴厲。有一次我把溜冰鞋藏在浴缸下，我父親找到了，就拿去送給了別的男孩。」 在篤信宗教的家庭中養育小孩，基本上著重於以虔誠的方式生活。兒子們應該傳承父親所留下來的傳統，在學校中學習塔木德 (Talmud，猶太法典)，並為依照教條來生活的方式做準備。伊萊非常喜歡騎單車，但是運動並不是正統信仰下養育孩子所必須具備的。伊萊記得這件事常常讓他和嚴厲的父親間發生不少衝突。 在 1937 年，伊萊步入婚姻，但他的父母並不贊成這門親事。伊萊的妻子出身並不富裕，而且她的兄弟是左翼共產分子。 在德國攻打波蘭之後，伊萊和妻子就逃到了蘇聯 (Soviet Union)。 伊萊的家人則是留在貝津。他的弟弟雷傑在戰爭開始前夕和菲格拉‧路普斯坦 (Fajgla Rypsztajn) 結婚。哈達薩 則在 1941 年與大衛‧史萊辛格 (David Szlezyngier) 結婚。 同年，那鴻‧柯恩和馬耶‧柯恩被吊死在索斯諾維茨的市集廣場。 1943 年 6 月 22 日到 26 日貧民窟關閉時，雷傑‧布洛德遭到黨衛軍 (SS，Schutzstaffel) 射殺。大衛‧史萊辛格則是被強制移送到勞動營並遭到殺害。家族的其他成員均被強制移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無人倖存於大屠殺之下。 伊萊和他的妻子目前定居於以色列。"
菲姬拉‧布洛德和她的孩子們：哈達薩、菲姬拉、伊卡、雷傑、徹內和伊萊於 1926 年攝於貝津。這張照片是在他們計劃到巴勒斯坦旅遊時為了辦理護照而拍攝的。長女布隆卡當時已結婚，並未出現在這張照片中。
「我拍了不少照片，我有一台福克蘭德 (Volkländer) 相機，也有一台徠卡 (Leica) 相機。有一次我碰巧遇到了哈達薩和布隆卡帶著孩子在下班要回家的路上，所以我拍了這張照片。我回到家沖洗照片，然後把照片送給他們。」
伊萊‧布洛德，在大屠殺中唯一倖存的家族成員
由伊萊拍攝的最後一張家族照片。第一排由左至右：大衛‧柯恩、哈達薩‧布洛德、蕊娜‧柯恩；第二排：布隆卡‧柯恩和孩子們的保母。1939 年攝於貝津。
菲格拉‧路普斯坦和雷傑‧布洛德的婚禮。第一排由左至右：哈達薩‧布洛德、大衛‧柯恩、蕊娜‧柯恩、菲姬拉‧布洛德、伊卡‧布洛德；第二排：布隆卡‧柯恩和菲姬拉‧布洛德。於 1941 年攝於貝津。攝影師：戈茲偉格 (J. Goldcwajg)
"梅拉赫 (MAŁACH) 家族"
"漢娜‧蓓西亞 (Chana Pesia) 和亞隆‧約瑟夫‧梅拉赫 (Aron Josef Małach) 來自一個鄰近華沙的小鎮馬佐夫舍地區馬庫夫 (Maków Mazowiecki)。他們在 1905 年帶著 8 個孩子搬到貝津居住。其中三個兒子在當地開設了生產以牛腸為原料的香腸腸衣工廠，供應波蘭的熟肉食品生產廠商使用。 他們的第 4 個兒子維偉 (Welwel) 以販賣膠水產品的原料為生；這些原料包括牛血。他向屠宰場購買牛血，再賣給其他生產廠商。梅拉赫家族有 2 個兄弟在戰前就前往巴勒斯坦謀生。其中一名兄弟因為在巴勒斯坦經營不順，於 1939 年回到波蘭。 拉斐爾‧梅拉赫 (Rafael Małach) 在漢娜‧蓓西亞和 亞隆‧約瑟夫‧梅拉赫的 8 名兒子中排名第五；他娶了表妹茉爾卡‧璐西‧布隆 (Malka Ruchel Blum)。婚後他們從貝津搬到以提煉業著名的鄰近工業城市棟布羅瓦古爾尼恰 (Dąbrowa Górnicza)。拉斐爾‧梅拉赫在當地和幾位好友開設了和哥哥們相同類型的「卡施克」(kischke) 工廠，但好景不常，公司面臨破產，拉斐爾只好回到家族開設的工廠工作。拉斐爾和茉爾卡‧璐西‧布隆育有 7 名子女，分別是：伊扎克 (Icchak)、茲謝 (Zysze)、富麗美 (Frymet)、希瑪 (Syma)、以斯帖 (Estera)、沃夫 (Wolf，現更名為吉夫 (Ze'ev)) 和亞伯拉罕 (Abraham)。 吉夫‧梅拉赫目前定居於以色列，向我們娓娓道來關於他們家族的故事：「我們是個大家庭，有很多小孩。我們會在普林節 (Purim) 時聚在祖母漢娜‧蓓西亞家中，那時真的好多小孩。祖母是我們家族的領導人，她會讓能力好的兄弟們幫助較貧困的兄弟，像是我父親。大家每晚都會到母親位於貝津的房子聚聚。我的父親每星期會走路去探望她 3 到 4 次。我的祖父身體好極了；他不用戴眼鏡就能閱讀，牙齒也完好如初，並且每天都會去參加潔淨浸禮。浸禮之後，他會吃鯡魚配威士忌。這是他每天最開心的時刻。」 茲謝和伊扎克是拉斐爾和茉爾卡最年長的二個兒子，他們都有一雙巧手。吉夫還記得，戰前伊扎克用了他自己的舊相機的部分零件做出一台新相機。可想而知，他大概也用這台相機拍攝了許多家族照片。 家族中的所有兄弟都分屬於不同的政治組織：伊扎克和茲謝是左翼共產分子，以斯帖是青年軍 (Haschomer Hacair)；富麗美活躍於 Gordonia 青年運動 (Gordonia)，希瑪是猶太工人總同盟 (Bund) 的一員，而吉夫則參與了是宗教護衛隊 (Haschomer Hadati)。 吉夫說道：「在家中我們分屬於 5 個不同黨派，雖然如此，但我們仍然是一家人，並不會出現意識型態的爭論。」其中幾個兄弟因為涉及政治牽連而與波蘭政府發生衝突。伊扎克‧梅拉赫曾經因為秀出紅旗而遭到逮捕。1937 年，由於可能遭到政府逮捕，希瑪必須和丈夫大衛‧克勞茲 (David Krauze) 逃離波蘭，他在棟布羅瓦古爾尼恰是一名活躍的左翼共產分子。他們在法國非法居留了兩年。伊扎克‧梅拉赫在 1934 年和莎拉‧魯達 (Sara Ruda) 結婚，並搬到貝津居住。 他們的兒子亞伯拉罕於 1937 年出生。 莎拉的家族來自華沙，她的父親在猶太區是一名魚販。 莎拉‧梅拉赫是一名助產士，任職於貝津的「濟患」 (Bikur Cholim) 猶太醫院。 一開始，伊扎克‧梅拉赫在他叔叔阿巴 (Aba) 的印刷廠工作，之後他和大舅子合夥開設了自己的公司。吉夫說道：「至於我，我父親希望我做一名商人。我從 14 歲起就在布行工作，但我並不喜歡這份工作，所以開始為店中的拉鍊分類。我也對色彩很有一套。有女生走進店裡時，我會負責給她們建議。之後，我就在我叔叔的印刷廠工作。」吉夫在戰爭爆發之後不久就和伊卡 (Itka) 結婚，並逃到蘇聯。 伊扎克、莎拉和亞伯拉罕‧梅拉赫當時仍住在貝津，因次並未躲過大屠殺。 祖母漢娜‧蓓西亞於戰前去世，而亞隆‧約瑟夫於 1939 年之後遭到殺害。遇害地點不詳。 在戰爭開始前不久，法國將希瑪‧梅拉赫和大衛‧克勞茲驅逐回波蘭，之後他們轉向逃往蘇聯。吉夫說道：「 1943 年，希瑪因為子宮外孕於撒馬爾罕 (Samarkand) 去世，當時我在她身邊。在躲避德軍迫害時，伊卡和我曾經逃到西伯利亞的什卡米爾 (Taschkumir)。我在那裡的礦廠工作。當我得知希瑪生病之後，我便請假冒著極大的危險去探望她。希瑪在撒馬爾罕去世，並長眠此處。」 茲謝‧梅拉赫於 1939 年逃往蘇聯。他於 1945 年回到波蘭。吉夫、伊卡和孩子們於 1946 年回到波蘭。在所有 178 名家族成員中，他們唯一找到的親人僅剩茲謝。之後，他們決定離開波蘭，移居到巴勒斯坦。 1985 年，茲謝長眠於以色列。 吉夫和伊卡目前定居於海爾茲利亞 (Herzlia)。"
漢娜和亞隆‧梅拉赫以及兒子們。第一排由左至右：揚克‧大衛 (Jankiel David)、亞隆‧約瑟夫、漢娜‧蓓西亞、拉斐爾‧赫茲 (Rafael Hirsz)、漢娜‧蓓西亞、拉斐爾‧赫茲；第二排：阿巴、伊扎克‧抹底改 (Icchak Mordechai)、維偉‧班哲明 (Welwel Benjamin)、摩西‧平克斯 (Mosze Pinkas)、拉伊伯 (Lajb)、耶希爾 (Jechi’el)。於 1928 年 10 月 31 日攝於貝津。
"「我們是個大家庭，有很多小孩。我們會在普林節 (Purim) 時聚在祖母漢娜‧蓓西亞家中，那時真的好多小孩。祖母是我們家族的領導人，她會讓能力好的兄弟們幫助較貧困的兄弟，像是我父親。 大家每晚都會到母親位於貝津的房子聚聚。我的父親每星期會走路去探望她 3 到 4 次。」 沃夫 (現更名為吉夫)‧梅拉赫"
茉爾卡‧璐西和拉斐爾‧梅拉赫以及孩子們。第一排由左至右：沃夫、亞伯拉罕坐在茉爾卡‧璐西的腿上、拉斐爾‧赫茲、希瑪、富麗美；第二排：以斯帖、伊札克、茲謝。攝於波蘭，1920 年代。
"「在家中我們分屬於 5 個不同黨派，雖然如此，但我們仍然是一家人，並不會出現意識型態的爭論。」沃夫 (現更名為吉夫)‧梅拉赫"
伊札克、莎拉和茲謝‧梅拉赫以及朋友們。前排左起第一個是伊賀‧高特曼 (Itche Gutman)、第二個是莎拉；後排左起第四個是愛黛拉‧史尼柏 (Adela Schneiberg) 和沃華‧歷希金 (Wowa Reichkind)；右邊的是伊札克。攝於波蘭，1930 年代。
梅拉赫家族：亞伯拉罕坐在莎拉的腿上，一旁的是莎拉的父母、拉斐爾‧赫茲和伊札克
莎拉、伊札克和亞伯拉罕‧梅拉赫。1942 年 12 月 29 日攝於貝津。
柯普洛維奇 (KOPLOWICZ) 家族
亞隆‧柯普洛維奇 (Aron Koplowicz) 和妻子麗芙加 (Rywka) 育有 7 名子女，分別是猶大 (Judl)、米勒麗(Mirele)、赫西亞 (Helcia)、什洛莫 (Szlomo)、羅莎(Roza)、賽西亞 (Cesia) 和莎拉 (Sara)。亞隆‧柯普洛維奇是一名富有的商人，在貝津的舊市集廣場 (Old Market Square) 擁有一間紡織品店面。柯普洛維奇一家人非常虔誠；亞隆是虔敬派信徒 (Gerer-Rabbi Chassidim)，隸屬於各各他山 (Mount Calvary) 的虔敬派領袖，在猶太人社會中是十分受到尊敬的成員。
亞隆和麗芙加的孩子們是在嚴格的宗教戒律下成長的。
家族在舊市集廣場的店面是由長女米勒麗所經營，但她年輕早逝。她死後，店面就由什洛莫接手經營。
柯普洛維奇一家經常去他們最喜愛的渡假地點旅遊，像是卡明斯克 (Kamińsk)、克雷尼察和拉布卡 (Rabka)，或是去羅茲 (Łódź) 探望二女兒赫西亞‧賽德曼 (Helcia Zajdman) 和其家人。他們的親戚漢娜‧柯普洛維奇 (Chana Koplowicz) 還記得二女兒在貝津舉辦的婚禮：「我對賽德曼姐妹的印象十分深刻，她們從羅茲來參加婚禮，腳踩金色的鞋子、身著長禮服以及優雅的金色假髮。我記得十分清楚。」相較於父親一絲不茍的行為和穿著，亞隆‧柯普洛維奇的女兒穿著總是非常時髦優雅。從許多照片看來，羅莎‧柯普洛維奇無疑是一名生活愜意的時髦年輕女子。德軍佔領波蘭之後，長女赫西亞‧賽德曼與先生和孩子回到了貝津，全家人住在艱困的環境中生活：「這個大約 30 餘口的大家庭住在貧民窟的三個小房間中。赫西亞和她的孩子、哥哥猶大和他的 7 個孩子、父母親和兄弟姐妹都住在這間單層的小房子中。」柯普洛維奇家的紡織品店面被德軍充公，分派給德軍的監督人。
為了要針對猶太人的公司及商店進行雅利安化，店主不但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許多猶太人的工作及收入也一夕消失。羅莎和賽西亞在由「雅利安人」接管的商店工作，因為這樣能夠讓她們延長被強制驅逐的時間。漢娜‧柯普洛維奇再次提到人們在貧民窟中奮力求生的情形：「馬拉哈斯基果街的監督人需要會計，於是我去見多個猶太區之一的監督人，他曾經擁有一間五金店。這名監督人是納粹的衝鋒隊員 (SA)，名字叫福克爾 (Völkel)。他負責監督 5 間猶太商店。我指派不同的家庭成員來負責不同的商店；這樣一來，他們就能得到負責外國人工作的衝鋒隊長官的特許。沒有這項許可的人都會被送到勞動營。」許多夫妻在貧民窟中結婚，因為這樣可以讓男性暫時避免強制驅逐。此外，這樣的婚姻對於處在這種毫無人性的環境下生活的人來說，也是他們對於渴望生活在正常情況下的一種假象。羅莎‧柯普洛維奇在 1943 年初結婚，而漢娜也在貧民窟中結婚了並育有子女，但都未能在大屠殺之中倖免於難。當貧民窟遭到關閉時，漢娜和丈夫躲在隱匿處裡數星期，直到糧食耗盡。「我們決定離開這裡；我之前為他工作的監督人接濟我們，讓我們稍微梳洗休息。他告訴我們，德軍每天都會把一群 50 至 60 名猶太人從孤兒院帶到貧民窟，路線會經過他家，然後晚上再帶他們回來。他們是在稱為「清潔工作單位」(Aufräumungskommando) 工作的猶太人，負責清掃遭到廢棄的貧民窟。監督人會從我這裡給他們一個口訊，就是要求他們接受我們。當時，猶太人遭到「清理」完畢之後，有兩個選擇：一是向雅利安那端但對猶太人友善的人尋求庇護，或是獲准進入「清潔工作單位」。他建議我們在這裡混入人群中。我們必須取代那些決定要離開的人。人數必須符合德軍的監督人清單 – 一個也不能少，也不能多出一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一群人會變少，只剩有關係的人。而我被帶到了勞動營。」柯普洛維奇家族的大部分成員都被強制驅逐到奧斯威辛集中營並遭到殺害。漢娜‧柯普洛維奇詳細說明當時情況：「我叔叔亞隆‧柯普洛維奇的家族在「清理」貧民窟期間遭到強制驅逐。在這之後我只見過蓋西亞和她的先生和孩子。他們躲在隱匿處，那時我是在「清潔工作單位」工作的時候遇見他們。我不知道他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可能跟其他人的下場一樣被送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賽西亞是亞隆 和麗芙加‧柯普洛維奇唯一從大屠殺中倖存的孩子。戰後，她移居以色列並在耶路撒冷去世，享年八十餘歲。另外，漢娜‧柯普洛維奇也離開了波蘭並移居以色列，並於 1997 年去世。
麗芙加‧柯普洛維奇和她的孩子們。從左自右：賽西亞、莎拉和羅莎；第二排：什洛莫、麗芙加、米勒麗 和蓋西亞。1928 年攝於卡明斯克。
貝津舊市集廣場的柯普洛維奇紡織品店面。羅莎‧柯普洛維奇站在店門口。攝於貝津，1930 年代。
羅莎‧柯普洛維奇 (左起第一個) 和賽西亞 (左起第三個)。照片中的小孩應該是蓋西亞‧賽德曼的其中一個兒子。攝於波蘭，1930 年代。
「我叔叔亞隆‧柯普洛維奇的家族在「清理」貧民窟期間遭到強制驅逐。在這之後我只見過蓋西亞和她的先生和孩子。他們躲在隱匿處，那時我是在「清潔工作單位」工作的時候遇見他們。我不知道他們後來發生了什麼事，可能跟其他人的下場一樣被送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漢娜‧柯普洛維奇 (嫁給祖柏曼)，親戚。
胡貝爾 (HUPPERT) 家族
"關於胡貝爾家族，我們只能從照片和賀卡及筆記中略知一二。可能認識這個家族的人都已下落不明。
胡貝爾家族來自切申 (Cieszyn)，這是波蘭和捷克邊境的城市。羅莎 (Roza) 和約瑟夫 (Josef) 育有 6 名子女，分別是亞瑟 (Arthur)、阿道夫 (Adolf)、費迪南(Ferdynand)、蜜姿 (Mizzi)，另外還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的名字至今仍不詳。胡貝爾家族過著十分富裕的生活。從他們在 1920 年代所拍攝的照片中看來，除了個別家人的生活照之外，也顯示出這個家族獨特的氣質。亞瑟‧胡貝爾 (Arthur Huppert) 和妻子葛莉媞 (Grete) 於 1938 年 1 月 9 日在奧帕瓦 (Opava) 結婚。1938 年兒子彼得出生之後，他們就搬到了奧洛穆克 (Olomouc)。亞瑟常為孩子們拍攝照片，並加上詳細的描述寄給他的父母。
亞瑟、葛莉媞和彼得在 1944 年夏天遭到殺害。
4 月 29 日，胡貝爾一家被強制從特萊西恩施塔特 (Theresienstadt) 驅逐到巴拉諾維奇 (Baranowicze)，並於當地遇害。"
羅莎和約瑟夫‧胡貝爾以及孩子們 (前排孩子的姓名不詳)。後排中間的是蜜姿，左右分別是她的兄弟們：阿道夫、亞瑟和費迪南，其中第四個兄弟姓名不詳。攝於切申，1930 年代。
阿道夫‧胡貝爾。攝於捷克斯洛伐克 (Czechoslovakia)，1930 年代。
亞瑟和葛麗媞‧胡貝爾的婚禮。1938 年攝於奧帕瓦。攝影師：羅伯‧斯伯尼 (Robert Spurny)，攝於奧帕瓦
亞瑟和葛麗媞‧胡貝爾的兒子彼得。1939 年攝於切申。攝影師：艾斯納 (Elsner)，攝於切申。
亞瑟、彼得和葛麗媞‧胡貝爾。1940 年攝於奧洛穆克 (捷克斯洛伐克)。
Texts taken from the book "Before they left...Photographs found in Auschwitz" edited by Kersten Brandt, Hanno Loewy, and Krystyna Oleks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