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題
由艾格妮絲‧凱魯 (Agnès Callu) 所編撰的書籍《Le Mai 68 des historiens : entre identités narratives et histoire
orale》(1968 年五月風暴與歷史學家：敘事認同與口述歷史之間) 於 2010 年出版。這本書根據特定團體 (大部分是歷史學家) 的口述經歷，藉此探究「1968 年五月風暴」對於後來的研究工具、歷史重建和知識傳遞理論體系的運作等所產生的影響。不論這些親身經歷是以錄音傳記或透過影像記錄下來，藉著分析這些內容，本書旨在透過「知識份子」的口述回顧，解開這些事件對於後來許多重要變革所蘊涵的影響。書中深入探討了個人和整體的社會化現象、社會想像如何與特定的人物或世代族群產生密不可分的糾葛、歷史學家詮釋和政治化參考框架的匯流、大學和高等教育的變革，以及 1970 年代定義或重新定義社會科學認知和運用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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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本由研討會衍生的著作
就本質而言，這本書是一份研討會成果報告。研討會的出發點是由「1968 年五月風暴」和以社會學角度探討歷史學家使用的符號系統所構成的雙議題。本書就社會歷史、史學和方法論三個層面，提供了反思和運用的架構定義。在研討會中，學者們追溯了方法 (口述歷史) 和主題 (1968 年五月風暴) 共同發展的過程；不僅透過法國及國際視野檢視這項學科日趨大眾化及同化的軌跡，同時也檢視了這項主題從單一新聞事件蛻變為史學研究議題的歷程。接著為了探討「干擾」的想法，我們針對這個領域採取了下列方法：透過親身見證過這些事件的歷史學家以口述歷史的方法呈現「1968 年五月風暴」，我們有可能瞭解這段歷史的全貌嗎？
引述自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
「[…] 1968 那一年我 40 歲。每一場集會我都沒缺席。我並沒有站在第一線的路障前，但如果當時我只有 20 歲，我很可能會這麼做。不管如何，我總是會現身參與。如果換作是我，我想我也會感受到那摻雜著同情、希望和欺騙的複雜情緒。我並不希望 1968 年自己是一個 20 歲的年輕人，但當時我確實感到熱血沸騰，彷彿少年一般 [...]」
引述自雅克·迪帕基耶 (Jacques Dûpaquier)
「[…] 對我來說，歷史就像一桶火藥，問題在於我們不知道是否有人會在這桶火藥上點著一根菸或劃出一道火花。換句話說，這個事件在我看來就像釋放深層力量的引信。當下，我感到每個社會都是脆弱的。每個社會都處於革命前的狀態，而問題不僅是瞭解人們為了何事爆發，更要探究的是他們為何可以隱忍如此之久... 社會脆弱的本質毫無保留地攤在我眼前。這讓我大受影響，後來我不僅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不再相信以宿命論解讀歷史的概念 […]」
雖為一體，人人獨特
集體認同隨即成為議題焦點。不分流派和學科，透過「歷史學家」這個標籤和隨著社會儀式、工作習慣、智能模式而結合的共同體共同領導團體運作會是何種樣貌？但後來，引起我們興趣的卻是個人。就普遍的層面來看，我們對下列面向感到好奇：這個人的生命旅程是一帆風順或崎嶇坎坷；我們何時開始檢視天職呼召或社會化職業的意義、宿命論和自由論的對比、由法國的「高等學院」(Grandes Ecoles) 體制所產生的有效成功模式，相對也檢視因大學制度的弱點或壁壘而遭到淘汰的重要職位。最後另我們感興趣的是，在變動劇烈的世界中，這些人對於劇變所展現的抗拒或隨遇而安。因此很自然就產生了所謂的菁英歷史，一部由專家、「學者團體」、「口述歷史主角」和知識份子構築的歷史。這些人如果不全然是決策者，至少也是認為知識份子的潛力和/或組織的概念與個人本質上是相同的人。接著，我們在深入探究後發現，這項分析有兩個子群組特別引起注意。第一個群組主要成員是「戰後嬰兒潮」世代，針對這個族群的分析促成了下列交叉研究：其中一項是針對憲章學校 (École des Chartes)、其教學方法及核心原則的高等教育機構制度研究；而另一項則是針對 1968 年的知識青年訴求改革所進行的社會研究；不論是否熱衷於政治，或是採取靜態或抗爭手段，都是研究對象。 針對第二個群組的分析則擴張了研究頻譜：其間訪問了高等師範學校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的學生和/或選擇不同體系及來自不同背景的大學生，特別是生於不同世代、於 1922-1935 年間出生的對象。這個年齡群組的共同特徵是經歷過劇烈震撼，仍存留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傷痛記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以及受到阿爾及利亞辯論所觸動的道德良知。
雙重參考框架：
當文化和口述歷史結合，不偏不倚，不分主從，就成為我們研究主題時最仰賴的知識寶庫。
"文化歷史
「68 和歷史學家」計劃期望捕捉文化歷史的面向，也就是藉由質疑社會團體中的「知識份子」所呈現的文化象徵社會史。這項議題的本質是一項耙梳的工作，我們必須從故事寶庫中抽絲剝繭，瞭解歷史學家的生命軌跡，特別是 1968 年前後的「學派繼承人」或未受社會文化影響扭曲的學者。從人物研究角度切入，每個人同意以口述方式呈現這段「傳記式冒險」，從獨具特色的個人社會起源提供了自身經驗的回顧，但同時也依據所處的社會團體為整體資訊做出貢獻，例如其歷史著作、口述歷史與科學驗證方法所搭起的橋樑、支持口述呈現的創造過程，以及有利於口述內容分析取向 (有時為政治化) 之思維工具的發展過程。"
口述歷史
「68 和歷史學家」計劃目標是運用口述歷史創造訪談語料庫。這項計劃主張以科學方法使用目睹事件的歷史學家和年輕歷史學家之間的雙向互動對話。如此一來，「年長者/專家學者」的組合即可視為有效的憑據，在對話過程中，雙方口述合作的內容便能構築出包含共同體驗和分析的證詞。這項計劃願承擔採信實地訪談內容風險，同時承認異己觀點的存在，卻也因此可以擺脫普遍認為至高無上的書面文字束縛，聆聽「他者」(OTHER) 的聲音。「他者」與源頭的本質相同；「他者」就是故事的靈魂，與聲音密不可分但又超越「自我」(SELF)；「他者」描述一段自身旅程；「他者」賦予故事情感，同時表現一項或多項傾向。簡單地說，這是「他者」現今對當時感受的意見發表。
因此，這項計劃期望為評論學製造、形塑及提供一個史料庫，不僅是以回顧方式所構成，而是以視聽向量呈現的。這項做法本身就值得以許多認識論問題加以探究。
"引述自雅克·理維爾
「[…]
在 5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所有社會科學之間的關係產生劇變。究盡原因何在？
社會科學在法國的發展相對較晚，而且是處於學術界的邊陲地帶。可以這麼說，這是因為社會科學在 60 年代得以「獨立自治」的結果。當時社會科學經歷制度化，社會學、人種學和語言學等學位也因應而生；同時也因為當時社會科學抓住了短暫的結構主義思想，而這套思想和認知在本質上對歷史學家是很反感的。對我個人而言，我常說結構主義其實也是社會科學去殖民化過程的奮戰，為要擺脫國家歷史的影響。因為在法國，社會科學長久以來都受到歷史主宰。這也是法國巴黎高等研究院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最初創設時的光景：重視歷史，輕忽社會科學 [...]」"
—- Agnès Callu, chercheur associé au CNRS (IH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