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天地： 东亚及其他地区的天文学和天空知识

中国皇权的理论基础是世上的一切都与上天有着直接的联系，就像星星似乎围绕着天极旋转，而天极对应着这张的星象图的中心，帝国的一切亦是都围绕着皇帝运转。

在古代中国，皇帝的权力通过与上天的这种联系而合法化，这种思想理论被称为“天命论”。天空的秩序以及其中发生的任何明显的反常现象，都反映在帝国的事件中，因此天象被古代天文学家精确地记录和深入地研究 。

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对天象事件进行了详细地记录，内容包含了天文和气象等方面。流星、彗星和新星等这类瞬时现象也极为重要，因其通常被视为潜在的预兆。

这里展示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明刻本《天文图注祥异赋》中的一页。这套图绘星象占卜书成书于14至17世纪间的明代，撰人不详，书中记录了被时人认为不同寻常的天文和气象现象。这幅插图“异星如火占”所指的可能是一颗彗星。

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家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星座系统。这些星座与君权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大到皇帝和他的宫廷选址和风水，小到官房这类器物的放置位置。这些星座系统在东亚的其他地区也被采用，如这幅17世纪日本书籍中的星图所示。 

 此图显示的是二十八星宿，即在月球轨道上看到的星座，其分界线从中心向外辐射。这种划分天空的系统有助于天文学家追踪月亮、太阳和行星的运动。二十八星宿的作用与黄道带的十二星座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伊斯兰世界和西欧的天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异曲同工。

 罗盘，也称罗经仪，代表着天与地的结合，是风水探测的核心工具。风水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中国艺术，其核心是寻求创造和谐的空间。图中的这个罗盘是19世纪在中国制造的。

罗盘针置于一个被称为 “天池 ”的小盒里，表示磁南，磁南是风水实践中的一个核心信息。此外，还有被称为“二十四山”的二十四个基本方向的标记。风水师利用罗盘仪器来确定某个建筑或物体的方向，并以此找到最有利的排列方式。

 从公元前一世纪起，中国和东亚的其他地区就开始使用浑天仪，浑天仪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得以不断发展。如图是18世纪出版的日本《初学天文指南钞》一书中的插图，展示了一个观测用的浑天仪，它由一套环形框架组成，可用以测量天体的位置。

另一类型的浑天仪是专门用来展示天体运动、并协助与制定日历相关的计算的。在这些仪器中，有些是靠着不断滴下的水滴的压力来提供机械动力的，类似于显示天球表面运动的机械钟。

 这个天球仪是19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制造的，它的铜制球体的表面上详细标注了中国的星座系统。

天球仪与浑天仪密切相关，它们主要用于教学和演示目的，并作为天文计算的辅助工具。图中的天球仪装有发条作动力，以模拟天球的明显运动。

一直以来，世界各地都在使用不同类型的日晷来确定时间。图中的这个18世纪的日晷源于15世纪在韩国流行的一种设计，它被称为 “仰釜日晷”，意思是 “一个朝向上看的碗状日晷”。

这个日晷是以首尔地区的纬度为标准而设计使用的。这些日晷在当时被放置在繁华的都市地区，用以公开显示时间，成为了韩国文化的标志。

与其他许多文化和地区文明一样，历法在东亚诸多文明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日历的制定是统治者授予宫廷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主要职责之一。

此图选自19世纪日本出版的“盲历”，盲历是一种用图像作为语言来编辑制作的日历，以便让不识字的人也能够看懂。对那些识字的人来说，盲历涵盖了农业和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日期。这些日历中使用的“图像文字”后来逐渐演变成供大众娱乐的谜题。

这幅19世纪的日本地图《阎浮提图附日宫图（世界大相图）》的上半部分展示了佛教宇宙观下的世界，下半部分则呈现了以荷兰人带到日本长崎的地理知识为基础而制作的世界地图。

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长崎是日本与欧洲之间贸易和差旅的主要门户，正如这幅地图展现的，当时的长崎因而成为不同思想和知识交流互鉴的站点。

图示的这种装置被称为纸质圆盘或轮盘图，由几个同心的纸和纸板圆盘叠在一起构成的，可通过旋转来进行计算。整个组合装置的功能就像一台模拟计算机。

图中展示的装置是一套17世纪的日本轮盘图录的一部分，这套轮盘图录中还包括了其他一些同类型的工具。图中这个纸质圆盘特别将月相与潮汐联系起来，它可能是根据欧洲天文学和航海学书籍中的类似纸质工具改造而成。

早期的耶稣传教士们不仅是将西方天文学知识引入中国的先驱，还在向欧洲大众介绍中国的科学和文化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比利时传教士弗朗索瓦·诺埃尔（中文名魏芳吉，1651–1729年）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所选的这个插图即来自诺埃尔所著的《在印度和中国的数学和物理观察》（1710年出版）一书。

此图列出了中国历法中使用的两组文字，分别为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在同一书中，诺埃尔还介绍了中国的天文记录，并将其与欧洲的天文学观察结果相比较。

北京天文台始建于1442年。在1669年至1674年间，在清朝康熙皇帝的旨意下，天主教传教士南怀仁神父（費迪南德·維比斯特，1623–1688年）监督于北京天文台增建了六台新的大型天文观测仪器，其中几台是欧洲设计的。这张18世纪末的插图中即描绘了这六台天文仪。

在18世纪上半叶，北京天文台还置办了其他仪器。如今，我们依然可以在北京参观这个天文台，它的建造在宇宙和天文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亦是展现近几个世纪以来天文学如何将世界诸多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例证

此图是18世纪的一本日本书籍中的两页，图的右页是一个天球仪和放置其旁边的望远镜，左页描绘了通过望远镜观测到的太阳黑子。望远镜于17世纪初在西欧被发明，不久后就被欧洲人引入中国和日本。

伽利略和其他天文学家制作望远镜观测的消息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很快就传到了东亚。在当时及随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出版的天文学书籍中经常可以找到包括对太阳黑子、木星周围的卫星和月球环形山等观测的描述。

这幅描绘太阳系的插图《地动仪明暗界并三际图》来自《梦之代》一书，作者是日本德川时代商人和儒家学者山片蟠桃（1748–1821）。图中展示了太阳、直至土星的行星以及它们的卫星。

山片蟠桃著作中的这幅有科学依据的插图进一步证明了作者的“梦之代”的这一中心主张，即包括宗教、迷信和古老的传统在内的旧的“梦”应该被科学阐释的理性所取代。

图中场景节选自一幅19世纪的日本卷轴画，描绘了当时的天文测量工作和用于测量的相关仪器。卷轴画的另一部分描绘了一支测量队到达将要进行实地考察的区域，这一场景定会给当时画卷的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天文观测有助于测量人员测量地形中各点的坐标，并确定参考标记的方向，这些信息对于地图的绘制至关重要。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测量也是一种人们把对天与地的研究联结起来的活动。

该天线由中国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开发，1983年安装在云南天文台，用于研究太阳发出的无线电波。这个天文天线证明了在20世纪期间塑造了现代天体物理学、特别是射电天文学领域的新概念、新仪器和新技术。

这些工具和资源可能是较新的，但它们和传统天文仪器追求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更好地了解宇宙、了解我们与宇宙的联系这一目标服务的。也正是这一动力，数千年来，一直驱使着历史上的诸多文明不断的仰望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