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圍牆的倒塌：啟示而非革命

西方世界的電視畫面所透露的訊息似乎暗示著，1989 年共產制度的崩解是因為人們對於自由與民主的嚮往。某些歷史學家更宣稱這是西方民主制度對抗其他政治制度的最終勝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終於明白 1989 年的事件更像是代表一種失效制度的瓦解，而非西方世界的勝利或是為了民主而興起的人民起義。

隨著去殖民化終結了歐洲人對於非洲與亞洲的統治，許多新興國家孕育而生。此時的蘇聯也因為支持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而成為此一進程的受惠者。然而，這些國家通常也成為冷戰的戰場。以南越為例，越共背後的資助者就是蘇聯。

由於蘇聯在軍事和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方面變得既豐富又有效率，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高估了蘇聯的國力，他們甚至預測，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在 2000 年時將會達到美國的三倍。 

不過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 (GDP) 成長並不如美國 GDP 來得快速，而且蘇聯還必須投入至少超過美國兩倍的經費才能趕上美國在飛彈及地面部隊方面的軍力。雖然這樣的花費難以持久，但唯有如此蘇聯才能夠展現他們與西方世界一較高下的實力。

此外，這兩大超級強權還花費了大量金錢來爭取所謂「太空競賽」的勝利。當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波尼克號」(下圖) 於 1957 年被送入運行軌道時，蘇聯似乎取得了領先的地位。

當時的蘇聯總理赫魯雪夫認為宣傳是最重要的工具。他一再強調蘇聯能夠生產美國所擁有的任何東西，在創新方面更遠遠勝過對方。

綜觀整個 20 世紀，從相機、汽車到牛仔褲，美國無疑地在創新方面獨佔領先地位。

蘇聯的計劃經濟從根本上就是個有缺陷的制度：它無法針對消費者需求、相對價格或生產方面的變動做出適當反應。計劃者也缺乏足夠的資訊，因此無法以最佳方式分配資源。這套制度從一開始就不夠健全，因此要維持整個系統的運作也是不可能的任務。

1979 可說是動盪的一年，其劇烈程度甚至超過了 1989。包括伊朗革命、中國經濟改革的開始、柴契爾夫人掌握英國政權，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無不顯示此時的世界正經歷巨變。

當戈巴契夫掌權時，他意識到蘇聯也不得不進行改變。他開始實施兩項重大計劃，試圖讓蘇聯的國力變得更強大，這兩項計劃就是所謂的 Perestroika (重建) 和 Glasnost (公開化)。

Perestroika 的意思是經濟重建，然而這項計劃從未成功。當時不但經濟開始倒退，經濟問題還變得更為嚴重。

Glasnost 的意思是就是新一波的透明化措施，並向蘇聯人民開誠布公。然而，在受到經濟衰退的連累之下，「公開化」反而帶動了抗議風潮，其連鎖反應更是脫離了共黨的掌控。這股新的「自由」風潮蔓延到全蘇聯，引發一場類似革命的騷動。

辛納屈主義 (源自於法蘭克辛納屈的「My Way」這首歌) 允許東歐國家追求他們「自己的道路」。這對於過去曾遭受佔領及武力鎮壓的國家 (例如蘇聯坦克在 1950 年代長驅直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 來說無疑是重大的轉折。

辛納屈主義伴隨著「公開化」衍生出許多的問題。遠在 1989 年 11 月之前，蘇聯的解體從巴爾幹半島國家、匈牙利、波蘭，甚至是柏林等地區變得更為明顯。戈巴契夫和他的黨已經失去掌控的能力。

在 1989 年東歐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連帶造成了柏林圍牆的倒塌；這是一個體制在失效之後的必然結果，雖然它曾試圖進行自我改革，卻終究是徒勞無功。

然而，柏林圍牆的倒塌並不能視為是西方世界的勝利或「歷史的終結」。與其說這是一場革命，倒不如說這是一個啟示：它讓人們瞭解計劃經濟是不可行的制度。東歐人民所真正嚮往的並不是民主和自由，而是舒適的生活方式，這也是計劃經濟所不能給予的。



我們可以說，共產制度的瓦解也象徵著全球兩極體系的結束。23 年後的今天，這個世界變得更加複雜。世界舞台出現了新的強權 - 中國，以及包括俄羅斯聯邦在內的其他勢力，這些國家在世界上仍然發揮強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