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来自俄罗斯的享誉全球的钢琴独奏家米哈伊尔·鲁迪与蓬皮杜艺术中心和巴黎爱乐乐团合作,根据1928年瓦西里·康定斯基在德绍腓特烈皇宫剧院设计的舞台布景,为穆索尔斯基创作的《展览会之画》制作了一部动画电影。这是米哈伊尔·鲁迪在世界各地(纽约、毕尔巴鄂、莫斯科、圣彼得堡、米兰、伦敦等地的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的一场融合了音乐与画作的音乐会。
蓬皮杜艺术中心:您是怎么想到要举办这种音乐会的?
米哈伊尔·鲁迪:康定斯基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演奏《展览会之画》的旋律了。当我在慕尼黑通过瓦西里·康定斯基的著作《关于剧院》(德语、法语和俄语)看到其非凡的舞台布景设计,尤其是令人惊叹的水彩画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让融合了音乐、绘画和舞台的整体艺术场景重获新生。在那之后,当我有机会看到在蓬皮杜艺术中心收藏的水彩画时,我更是被原始色彩的魅力所折服,从而更加确信必须向公众展示这些伟大的画作。
这是康定斯基的作品唯一一次被搬上舞台的演出,只有17幅水彩画及每幅画的素描,长达几十页的康定斯基的手稿,以及属于他的助手(保罗·克利的儿子费利克斯·克利)的钢琴乐谱得以幸存。这份乐谱非常令人着迷,因为每一小节都暗示着舞台上的故事。
蓬皮杜艺术中心:在抽象和具象之间,康定斯基说他“使用了在聆听音乐时脑海中浮现的形式”。在灯光的照射下,这些色彩丰富的形式变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画作”,其组合和分解方式实现了与乐谱的节奏和结构的精确同步。您如何使场景重获新生?
米哈伊尔·鲁迪:重要的是要避免历史重演,创造一些必须经历的体验。我想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部作品,我的角色是一名解说者,与看贝多芬的乐谱时一样。剩下的就交给我的想象力了。
我把康定斯基的文字当作真正的乐谱来阅读,聆听来自舞台各个方向的音乐。康定斯基的创造力令我着迷,他能通过聆听音律,想象出形状,就像能立即找到和弦的音乐一样。而形状可以把你带到其他地方,几乎是实体的。
当我坐在钢琴前时,我的脑海中便出现了这些画面。每个图形都是一个符号。我尝试弹了一些旋律,然后我想到应该根据康定斯基的水彩画剪辑一个视频,因为我认为康定斯基的想法就是将时间的概念融入到绘画中。例如,在《未出壳小鸡的芭蕾舞》中,康定斯基的幽默显而易见,这仅仅是一幅由起伏的线条勾勒的小画。我把它看作是诺曼·麦克拉伦的动画电影,他是抽象动画的先驱。这场音乐会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戏剧性的发展。作品以冉冉升起的红色太阳结束,这与开头一样,因为康定斯基认为创作就其本质而言是神秘的。
蓬皮杜艺术中心:您对艺术的好奇心引导您探索不同的艺术形式,并举办了许多极富创意的音乐会。您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否与康定斯基相似?
米哈伊尔·鲁迪:在1977年获得法国的政治庇护之前,我一直住在苏联,所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基本上都知道斯特拉文斯基和康定斯基。康定斯基对我的艺术创作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他的这种精神境界是作曲家最需要的。根据他对抽象的定义,音乐总是出现在绘画之前并决定着节奏。(他自己也创作了一些简短的流行旋律,在今天听来也非常引人入胜)。
如果说康定斯基始终在抽象与具象之间隐晦不明,那么他的抽象艺术理念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他富有远见的构想也引起了非比寻常的审美冲击。《墓穴》是《展览会之画》中我最喜欢的部分,这一刻,我们像在聆听詹姆斯·特瑞尔或罗斯科、巴尼特·纽曼及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但我们身处21世纪。它不仅是当代的,而且是未来的。
他为《展览会之画》设计的灯光展示了新的技术,《黄声》预示着电子音乐……他保持着对浪漫的想象(而非具体形态)的敏感性,但他认为艺术是一种手段,而非终点。我一直很欣赏他的智慧和创造力。